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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名癌癥患者的女兒給浙江省某醫院結直腸腫瘤外科朱玉萍副主任醫師寫的一封信，溫暖了許多醫護人員和患者家庭。信中寫道：“爸爸就是我的命，我不放棄！手術風險很大，我們愿意承擔，請您放心給我爸爸做手術，我們用最真誠的心相信您。作為愛他比命還重要的女兒，不敢奢想他活到七八十歲，只希望他再能活五年，讓我拼盡全力去孝順他！” 這是一份感人至深又讓人無限溫暖的囑托，給予醫生最大釋懷之際，又施以了沉甸甸的壓力。對于父親的愛，轉化成了對醫生的無限期待與信任。“放心手術”的家庭信任，給了醫生最大的信心與鼓勵，也讓他們有了最大的責任動力。面對患者如此厚愛與信任，以及他們期盼與渴求的眼神，仁心仁術的醫生們又豈能辜負與敷衍？ 一場手術不亞于一場戰爭，巨大的不確定和風險性都會讓手術成功的概率變得極低，況且醫療本身就存在極大的誤診率。多年前，時任廣東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曾撰文透露：如果在門診看病，誤診率是50％，如果你住到醫院里，年輕醫生看了，其他的醫生也看了，大家也查訪、討論了，該做的B超、CT、化驗全做完了，誤診率是30％。加之醫療過程與醫生的心情與心境、臨場的發揮都有很大的關系，主客觀因素都具備了，醫療才會獲得滿意的效果，正常概率外的奇跡才可能發生。 不過，現在很多時候的情況是，醫生在實施治療的過程中，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擾太多，承擔了專業和臨場之外的其他心理壓力。比如醫療意外出現后的醫鬧，或者醫患矛盾下的身體傷害，污名化下的輿論攻擊，都會讓醫生們小心謹慎而不敢放手大干。醫生為了自保，醫院為了減輕自身的風險，就會設置并遵循一套嚴密的程序，比如“8·13陜西榆林產婦跳樓事件”中，醫院基于后果的恐懼而堅持了墨守成規。患者本身的意見，還沒有其家屬的意見重要，本質上還是社會信任缺失所留下的惡果。 何以如此，皆因手術后續的一切事宜都會由家屬來進行處理。作為直接與院方接觸與交流的對象，家屬的作用反倒更加重要。這也是為什么，在絕大多數醫療手術過程中，若是沒有患者家屬的同意，醫生一般不會擅自改變醫療方案和流程。因為之前的方案是雙方共同商定的，風險也已明確告知，出現任何情況都在正常的范圍之內，醫生和醫院面臨的責任風險相對較小。然而醫療是一個動態而變化的過程，具有極強的專業屬性，跟醫療執行者個人的專業素養和能力、臨場因素等密不可分，若是不能賦予一個自由充分發揮的空間，醫療就必然不會有意外收獲，更不會創造醫學奇跡。 醫患之間，醫生與患者家屬之間，具有共同的目標與使命，屬于并無矛盾的利益共同體。患者既然選擇了醫院，患者家屬選擇了醫生，就應充分相信醫生的水平與能力，而不是心存畏懼與戒備，干預并指導醫生該如何做，在實施醫療過程中采取語言或者暴力進行威脅，使彼此之間處于高度戒備的狀態中，讓醫鬧與傷害同時并存。沒有了醫患關系的和諧與穩定，權利保障就會成為空話。 構建和諧的醫患關系，離不開彼此的信任與支持。癌癥患者女兒致信醫生，希望醫生放心做手術，這種信任的可貴之處就在于，通過信任的表達與理解的釋放，解除了醫生基于恐懼的戒備，也讓醫療回歸于應有的路徑中。若是人人有此共識并彼此遵循，則對立的關系有望紓解，醫患關系也將真正得到改善。 (責任編輯：Doctor001) |
